這部書是目前已知,唯一一部躲過秦始皇焚書之災的先秦史書。成書比《史記》早200年,里面記載的內容有許多是《史記》所未載、甚至是顛覆史記的。
按理說,這應該是一部極其稀缺珍貴,極具史料價值的典籍,應該和其他史書一樣,聲名遠播,備受推崇。然而它卻沒有,不僅異常「低調」,還充滿了爭議。它就是《竹書紀年》。
《竹書紀年》是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著的一部編年體史書,直到晉武帝司馬炎太康二年,有個叫不準(古音fǒu biāo)的盜墓賊,盜掘了魏襄王(也有說是魏安釐王)的古墓,才使這本書重見天日。
由于不準在盜墓的時候,用該書的部分竹簡當作火把照明,造成了其中一些內容的缺失,其后就得到當時官方的高度重視。
晉武帝司馬炎命人從這座墓中拉出了幾十車竹簡。并讓當時最有名的專家學者,如秘書監的荀勖、束皙等人整理、編輯余下的竹簡,整理后共計十三篇,敘述上啟五帝,下至魏襄王二十年的歷史。
奉命研究該書的學問大家束皙在《晉書·束皙傳》中指出「(竹書紀年)蓋魏國之史書,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」。能與《春秋》多相呼應,可見這部書應該還是很靠譜的。
那為什麼《竹書紀年》在后世會這麼低調呢?不用說和輝煌的《史記》比,就是和其他一些非主流史書比,也算得上18線開外。
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,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,就是價值取向上和主流認知差距太大。顛覆性的《竹書紀年》為我們呈現了歷史殘酷性的另一面。
比如,大家都知道的上古先賢堯舜禹禪讓天下的美好畫面,在《竹書紀年》里就給撕了個粉碎。《竹書紀年》里是這麼記載的:
「昔堯德衰,為舜所囚也。舜囚堯于平陽,取之帝位。舜放堯于平陽。(放,流放)舜囚堯,復偃塞丹朱(堯的長子),使不與父相見也。」
意思是說當堯式微的時候,舜把堯囚禁起來,后又把他流放到平陽,甚至不讓堯的兒子丹朱去見他。
按照這上面的記載,古代圣王堯舜之間的禪讓,竟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任人唯賢、讓賢與能,而是赤裸裸的政變。這種撕碎了美好面紗的「非主流」記載,可信嗎?是不是孤證?
其實并不是孤證,《韓非子·說疑》中就也有類似的說法:「舜逼堯,禹逼舜,湯放桀,武王伐紂;此四王者,人臣弒其君者也。」看到沒有,韓非子先生更徹底,不光說了舜,連禹都跟著躺槍。
再比如,主流歷史中,著名商朝賢臣子尹伊的完美人設,在《竹書紀年》中也崩得很徹底。
《史記》記載的尹伊,光環耀眼、絕對正面,不僅輔佐了商湯,還全力教導湯的嫡長孫太甲如何成為一個好的王。
但太甲太暴虐、道德敗壞,逼得尹伊果斷出手,把這位商朝國君流放到桐宮。自己替太甲代行國政,接見諸侯。把太甲關了三年,等他知道悔改后,尹伊又把他接回,將政權歸還于太甲。
而《竹書紀年》記載的卻是伊尹放逐太甲后,自立為王,七年后,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,奪回政權。看吧,好好的勵志溫情劇,瞬間變成了狗血權斗劇。說顛覆三觀不為過吧。
還有《史記》記載的周幽王「烽火戲諸侯」的故事,在《竹書紀年》中并沒有把周幽王寫得如此昏庸弱智,他的被殺純粹是軍事失利,根本沒有戲諸侯的戲碼。
《竹書紀年》所記載內容及其背后所彰顯的價值觀,在太史公《史記》大行其道,成為天下共識之后,就越發顯得離經叛道,難以被主流接受。也正因如此,《竹書紀年》出土后的命運也是頗為坎坷。
《竹書紀年》面世之時,儒家思想已成為社會主流共識和價值觀,無論官方和民間都視為圭臬,至少在台面上都很少敢忤逆。
及至宋朝,二程、朱熹一派更是把儒家思想的正統性牢牢坐實。與儒家價值體系和史學體系明顯對立、絲毫不懂得為「為尊者諱,為親者諱,為賢者諱」的《竹書紀年》理所當然地要被宋朝儒家視為異端邪說、加以排斥。因此,在宋朝時期,較為原汁原味的《竹書紀年》就慢慢佚散了。
一直到了明朝,所謂正統的古本《竹書紀年》才又再一次在大藏書家、天一閣主人范欽的藏書閣里出現,再後來還被收入到清朝《四庫全書》里。當然,隨之而來的「古本」、「今本」之爭,原文和篡改之說,也從未停止過。
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曾這麼評價《竹書紀年》:
「這部書的依據有三:一是傳說;西周以前的事,其實全部是傳說,因為沒有歷史的文字材料。這個部分,價值不太大。
二是春秋時代的部分;因為有了《春秋》這部書,所以價值也不算大。
三是戰國部分;由于是當時的紀年,所以價值之大,如同《春秋》一個樣。這部書,仍可以糾正司馬遷所著《史記》中關于戰國史事的錯誤。」
歷史難有真相,只能殘存一些道理。正如西方歷史哲學家柯林伍德所說 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。」不管記錄者還是閱讀者,都很難避免對所謂「事實」帶有某些特定色彩的解讀和評判。孰是孰非、孰真孰假,難有定論,人們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「事實」,這才是永遠不變的最大事實。